农大故事我在玛纳斯平原林场的日子

　　我与玛纳斯平原林场之缘

　　60年代初期，林学系每年都有学生到玛纳斯平原林场实习，我作为森林病理学的教师，也有机会常去该林场现场教学，当时的场部在基建队，住房少，磨坊就成了我们居住的“标间”，躺在干草和新芦苇蓆组成“西门斯”上，闻着驴粪清香，累了一天的师生，糊里糊涂进入了梦乡。

　　这里是天然榆树疏林，塔西河的洪水流经的地方，散生着片片榆树林和芦苇，历经千年沧桑，树干歪七扭八，又矮又粗，空空的树心，秃顶上顶着几根小枝，还飘着几片稀疏的小叶，这里是佛法僧、树鸭、戴胜、兔子等鸟兽的天堂。我在这原始次生林中发现了许多树木病害和真菌，为1963年编著和出版《新疆林木病害》一书打下了基础。

　　又到塔西河，蜗居西八栋

　　1972年，我们在军宣队的督战下，徒步走进了塔西河，又住进了基建队的磨坊，这里已经不是欢声笑语教学现场，而是“牛鬼蛇神的牢笼”，农学系的教授、副教授聚集在一起，进行思想改造，压抑的政治气氛，一反常态人际关系，茫然不知所从，只有见了路边的小草上的孢子堆，会偷偷一笑，这是过去未见过一种真菌。这时，口袋里的红宝书变成了袖珍标本夹，一片树叶，一朵小花被珍贵的收藏起来，成了证明那种真菌存在的物证。

　　1973年学校大兴土木，在玛纳斯林场盖了一批土平房，我们分配到西八栋，子女们和我们老倆住在了一起，文革中幸存下来几本真菌参考书，也带到了林场，校方也把残存教学仪器拉到了林场，有了显微镜、参考书加上新采集的标本，条件具备，可以继续研究林木病害和真菌了，门前栽培的葫芦成了试验地，过去在老满城办不到的研究，就偷偷的开始了，年复一年，到1979年我的研究成果，整理出版了《新疆白粉菌志》。玛纳斯平原林场提供了标本和时间。

　　救命的“会议通知”

　　1972年，突然军宣队的一位负责人找我问话，这次开口不是先交代政策，也没有读语录，而是问“你在国务院认识人吗？”，这一问我真懵了，只得摇摇头，接下来他又饶了大半天弯子才说“国务院要召开科学会议，指名道姓的要你和安峥皙参加”，“你们是国务院挂了号的科学家，我们同意你们参加”，“你们回去准备准备，需要什么可以报上了，我们批准”，“有困难，我们解决”， “系里的一般会不必参加了，准备会议材料”。又过了几天，我有机会看到了会议通知，是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奉国务院指示，筹备召开中国“三志”工作会议，讨论三志编写计划。这预示科研工作要提到日程上来了。在军宣队的支持下，我们可以整理残存的植物病害和真菌标本和残存的仪器，开始为教学和科研做准备。

　　榆树枯萎病之谜

　　1972年前后，榆树枯萎病在欧洲又一次大流行，巴黎市死亡榆树20万株，新的致病菌株的出现，给树木病理界的学者们带来了很大的困惑，我们的邻国哈萨克斯坦有这个病害的报道，新疆究竟有没有这个病害，有待深入调查，美国、英国等榆树枯萎病专家教授相继来新疆考察，我现在就住在老榆树窝子里，调查调查是可以办到的。洗几个玻璃酒瓶当保湿用的干燥器，剪几根榆树枯枝培养一下还是可行的事，不用旅差费，不用研究费，就开始了这项研究，经过多次反复试验，新疆虽是白榆的原始产地，虽然有传媒昆虫-榆树小蠹虫，它的虫道中也有菌圃，但未发现与榆树枯萎病菌形态近似的菌株，结果是新疆未发现榆树枯萎病，新疆的白榆是榆树枯萎病的抗病树种。

　　从塔西河走到科学的“象牙塔”

　　1973年11月我和安峥皙老师懵懵懂懂的踏上了南下广州的路，心里的文化大革命阴影还是挥之不去，不敢想，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在广州会议上我们才知道这个会是国务院委托中国科学院和广东省革委会主持的学术会议，目的是把一批老专家解脱出来，投入基础研究，把《中国植物志》、《中国动物志》、《中国孢子植物志》（含中国真菌志，中国地衣志，中国苔藓志，中国藻类志，中国粘菌志）早日研究编写出来，我国世界著名的昆虫学家陈世骧、鸟类学家郑作新、植物学家吴征镒、真菌学家王云章等都来了，会议内容既是古老的但又是新鲜的，见到的老专家及生疏又亲切，他们在文化大革命的表现，上台挨批斗，下台做研究，热爱专业精神，令人敬仰，谆谆教导终身受益。我参加了中国孢子植物志组学习与讨论，几经协商，我校被列为中国真菌志-白粉菌目研究和协作单位。1974年，在完成了八一农学院的教学任务之后，来到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参加中国真菌志的研究工作，从查资料开始，埋头到资料堆里，埋头到标本堆里，探索中国白粉菌种群和发展规律。历经5年，半年在北京，半年在玛纳斯的教学与研究生活，到1979年我国出版了《中国真菌志》第一卷 白粉菌目。这是从1932年戴芳澜教授学成回国之后，立志中国人自己要研究中国的白粉菌成果。

　　塔西河的老榆树，永远值得我留恋。

　　（作者系农学院退休教授 赵震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