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博览群书重磅推出川大百廿华诞首篇献礼文章

　　《博览群书》，1985年创刊，由时任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题写刊名，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撰写发刊词，是光明日报社主办的综合性思想文化月刊。“砥砺思想，宁静心灵”是我们的追求，“知识人写给知识人”、“名家作品名家看”，已被这本杂志坚守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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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聚焦·

“川”越风云三世纪，“大”容天下两甲子 ——四川大学120年发展中的壮阔“合融”

20世纪初华西协合大学校门

       “川”越风云三世纪，“大”容天下两甲子。2016 年 9 月 29 日，是四川大学 120周年华诞，站在这个重要时点上，沿着历史长河溯流而去，从作为古代巴蜀高等教育滥觞的汉代文翁石室，到风雨读书灯辉映下的锦江书院，从培养“通博之士，致用之材”的尊经书院、开启四川近代高等教育的四川中西学堂，到中西结合、文理兼备的近代综合性高等学校——四川通省大学堂，从“三大学”并立到“五大学”教育文化盛况，从“五洋学堂”到华西大学，从院系调整到新时期并校改革，从近代化到国立化再到现代化、国际化，120 年来，四川大学历经堂院同归、“三水”汇流、 “三强”合一，谱写出一个涵乾纳坤、百川归海的壮阔篇章。

　　四川大学由原四川大学、原成都科技大学、原华西医科大学三所全国重点大学经过两次合并而成。原四川大学起始于1896 年四川总督鹿传霖奉光绪特旨创办的四川中西学堂，代表了以近现代新式学堂为肇端的国立大学。原华西医科大学发源于 1910 年由西方基督教会组织在成都创办的华西协合大学，是西南地区最早的西式大学和国内最早培养研究生的大学之一，代表了以西方高等教育为样板的西式大学。原成都科技大学创建于 1954 年的成都工学院，代表了新中国高校院系调整而组建的新型大学。因此，四川大学不仅是灿烂中华文明尤其是积淀深厚的巴蜀文化与近代西方优秀文化结合的产物，而且囊括了中国高等教育的主要办学类型。

　　正如上世纪 40 年代任国立四川大学校长的黄季陆所提出的那样，不但要使四川大学成为“全国最高最完善的学府”，同时还要使四川大学成为“世界上有名的完善的学府”。他说 ：“建校时期，重点在立规模 ；治校时期，重点在立制度 ；宏扬学术时期，重点在充实内容。”

        纵观四川大学 120 年的发展历史，回味 120 年来川大志士贤者治学、济世的风骨境界，体悟川大历代历届敢于包容天下、勇于融入世界的治校方略，可以说“合融”二字，始终是一脉相承的风范、不敢忘怀的初心。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立四川大学校门

·源 流·
涵乾纳坤  百川归海

        重温百廿川大波澜壮阔的传奇历程，要将时光回溯到汉代。汉景帝末年，蜀郡太守文翁创建了中国第一所地方官办学校，即举世闻名的文翁石室，也是四川地区古代高等教育的起源。近两千年后，四川按察使刘德芳于 1704 年奉旨在文翁石室原址创办了锦江书院，充作“通省作育人才之所”。作为四川大学主要历史源头之一，锦江书院在四川各大书院中居首位，规模宏大、建制完备，名师云集、人才辈出，有“石室云霞思古梦，锦江风雨读书灯”的美誉。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闭关自守的天朝大国清王朝腐朽没落的大门，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残酷的现实迫使有志之士去思索、寻求挽衰图存之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指导思想，“师夷长技以制夷”作方针的晚清洋务派掀起了中国第一波近现代化浪潮。在文化教育方面，以改良旧式书院、兴办新式学堂，培养经世人才为要务。

        改良老式书院意在“旧瓶装新酒”。洋务派后期领袖人物张之洞出任四川学政期间，即着手改良已有近 200 年历史的锦江书院，企图注入新的活力。但旧式书院年深日久，积习难移。无奈之下，四川总督吴棠敦请张之洞勤力兴办改良书院，希望以此“讲求实学，造就真才”。1875 年，作为四川传统教育转型代表的尊经书院建成，以“通经致用”为主张，成为四川大学另一主要历史源头。
 
      甲午战败，洋务运动破产，有志之士将目光转向举办新式学堂，拉开了创办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大幕。四川虽地处内陆，但在此方面却不落人后。1896 年，四川总督鹿传霖创办四川中西学堂，学堂于 6 月18 日正式开学，“分课华文、西文、算学”，成为四川近代高等教育的发端和四川大学的肇始，正式开启了四川大学的百廿发展道路。此后，四川大学历经十数次整合重组，十数次改弦易张，始终植根于中西文化水乳交融，形成于思想智识博采众长，在巴山蜀水间凝练出“合融”基因，走出了一条容中西学识、纳百川之流的奇崛之路。

1902 年，近代中国第一个完整的以西方为标准的新学制“壬寅学制”发布，四川总督奎俊奉光绪朱批，将四川中西学堂与尊经书院合并组建四川通省大学堂，当年奉诏改为四川省城高等学堂，是中西结合、文理兼备的近代综合性高等学校，标志着向日趋完善的近现代高等教育的过渡和转型。1903 年，锦江书院正式并入，此即堂院同归，乃四川大学历史上的第一次“三强合并”。

        经过 1903 年“癸卯学制”改革，高等学堂、专门学堂和实业学堂体制在四川逐步确立。四川通省师范学堂（1905 年）和“五大专门学堂”，即四川通省法政学堂（1906 年） 、四川通省农政学堂（1906 年） 、四川藏文学堂（1906 年） 、四川通省工业学堂（1908 年） 、四川存古学堂（1910 年） 等应运而生，与四川省城高等学堂等共同构成了清末四川高等教育的主阵容。后来经重组和发展，这些学堂成为四川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辛亥革命后，四川省城高等学堂改名为四川官立高等学校，四川通省师范学堂先后改名为四川优级师范学校和四川高等师范学校。差不多同时，五大专门学堂也相继改称四川公立国学、外国语、法政、工业、农业专门学校。经过 1912 年“壬子学制”改革，四川官立高等学校将师生及各类资源于1916 年转入四川高等师范学校，同时改名为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成为当时全国六大高师之一。这是四川大学历史上校名前冠以“国立”的起始。后来经 1922 年再次学制改革，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于 1926 年一分为二，原四川高等学校部分搬回南较场而重建“国立成都大学”，师范部分改建为“国立成都师范大学”；四川公立五大专门学校则于 1927 年合并组建“公立四川大学”。此即迎来了四川大学历史上被称为“三大学”的时期，它为众水汇流而建设后来的国立四川大学奠定了良好基础。

　　1931 年 11 月 9 日，国立成都大学、国立成都师范大学、公立四川大学“三水汇流”，合并为国立四川大学，是当时国内 13所国立大学之一，标志着四川大学国立化和近代化的进一步启动。此即四川大学历史上的第二次“三强合并”。

        20 世纪初年，四川地区实际上有两种性质迥异的高等学府 ：一种是以四川省城高等学堂为标志，到国立四川大学一脉，由本土传统书院转型嬗变而成、倡导“中体西用”的中式近现代高等学府 ；另一种则是以华西协合大学为标志的西式教会大学，它成为今日四川大学的另一历史组成部分。

        鸦片战争后，自成体系的洋学堂逐步进入中国。1904 年起，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的基督教差会美以美会（卫理公会） 、浸礼会、英美会（中华基督教会）和公谊会在开办医院及中小学的基础上开始在成都筹建大学，并在筹建中得到了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等的大力帮助。1910 年 3 月 11 日，华西协合大学（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 正 式 开 学，是当时全国 13 所西方教会大学之一，仿英美体制，具有基督化、西方化、国际化的特点，逐步成为一所“规模宏大，科学完备”、文理并重、医牙为主的综合大学，乃原华西医科大学的历史开端。1918 年，圣公会加入了办学活动，华西协合大学因此也曾被称为“五洋学堂”或“五会学堂”。这是四川大学历史上最早的国际化办学模式。后来，在全国各大城市掀起收回一切外国人在华教育权的斗争形势下，华西协合大学最终于 1933 年 9 月 23 日获教育部批准立案，完成了大学转型和改组，更名为私立华西协合大学，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立四川大学和私立华西协合大学共同在相对安定的西南大后方环境中得到了不断发展 ：国立四川大学成为“全国仅存之完整的最高学府”和“西南培养人才的总枢纽”；私立华西协合大学则迎来齐鲁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中央大学医学院、燕京大学等的先后迁至，进入“五大学”联合办学时期，华西坝因此盛景空前，成为抗战大后方教育文化中心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国立四川大学于 1950年更名为“四川大学”，私立华西协合大学于 1951 年 10 月 6 日正式由人民政府接办，改名为“华西大学”。随后，根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的方针，四川大学和华西大学同步进入了 1952—1956年院系调整时期 ：四川大学从过去包括文、理、法、工、农、师范等多学科的综合大学调整为文理科综合大学 ；华西大学由过去的综合性大学调整为新型的多专业医药院校，于 1953 年 10 月 6 日更名为四川医学院 ；四川大学工学院则于 1954 年 8 月独立组建为成都工学院，并于同年 11 月与 1952年建立的四川化学工业学院合并，仍定名“成都工学院”。

　　改革开放后，成都工学院于 1978 年9 月更名为成都科技大学，四川医学院于1985 年更名为华西医科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医科大学、成都科技大学在近 20 年时间中“三强并立”“三强共进”。直至 1994年 3 月 16 日，国家教委、四川省政府正式决定原四川大学、原成都科技大学合并组建四川联合大学，开中国高等学校新时期强强合并的先河 ；1998 年 12 月，四川联合大学更名为四川大学。2000 年 9 月 29 日，经教育部和四川省人民政府报国务院批准，四川大学与原华西医科大学实现强强合并，定名为四川大学。这先后两次“强强合并”，即四川大学历史上的第三次“三强合并”。至此，四川大学尘埃落定，结束了百年来的整合重组，文理工医相互填补、共同促进，并逐步成为全国规模最大、学科最齐全、水平最高的综合性学府之一，朝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目标奋楫前行。

　　今日的四川大学校训“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作为川大精神灵魂与价值追求的核心写照，语出民族英雄林则徐的自勉联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不仅因为此八字恰嵌合“川大”二字而被认为是天赐良训，更因其蕴含的“开放创新，合和包容”“涵乾纳坤，合而能融”之意，正是对川大百廿发展历史实践的绝佳诠释。

1930年国立成都大学校长张澜（前排右五）与师生合影

·风骨·
群贤毕至，积厚流广

        自古蜀中多灵秀。120 年来，四川大学会聚和培养了一大批治国栋梁、学术大师和兴业精英。从晚清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辛亥革命，从“五四”及新文化运动到民主革命再到新中国成立，学校一直是“各种进步力量的大本营”，是四川爱国学生运动中心和新思想传播的重要阵地，积淀了光荣的革命传统，云集了大批仁人志士和先进分子，他们与时代同进步，与民族共命运，与人民同呼吸。前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张澜和著名革命家、教育家吴玉章曾执掌川大 ；历史学家顾颉刚、蒙文通、徐中舒、缪钺，哲学家冯友兰，文学家李劼人、卞之琳，美学家朱光潜，“红学”家周汝昌，翻译家罗念生，国学大师陈寅恪、钱穆、吴宓，国际汉学家葛维汉，物理学家吴大猷，生物学家童第周、方文培、周太玄、刘承钊，“中国公共卫生之父” 陈志潜，中国皮革教育事业一代宗师张铨，数学家魏时珍、柯召，“龙学泰斗”杨明照等先贤鸿儒曾在川大传道授业 ；共和国开国元勋朱德、共和国主席杨尚昆、文坛巨匠郭沫若和巴金，以恽代英、王右木、江竹筠（江姐） 、毛英才为代表的 50 多位民主革命英烈，以及近 100 名两院院士或四川文化名人曾在川大求学……跨越三个世纪的发展中，群贤英才毕至、鸿硕俊彦璀璨的四川大学呈现出海阔天空、积厚流广的气度境界。

　　涵乾纳坤、合而能融的 120 年发展气象，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 120 年大学精神，不仅仅是四川大学跨越三世纪、风云两甲子的发展实践的积淀与结晶，镌刻着学校发展的特质品格，体现着学校变迁发展的灵魂所系，而且也来自学校数代先贤智者、仁人志士身上所具备的人生风骨、治学境界、道德风范，这种风骨境界代代传承至今，成为“川大人”的成长胎记与家族烙印。
   
　　涵乾纳坤、合而能融，在川大先贤们身上首先体现为文理兼修、跨域包容、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风骨境界。
   
　　栖居四川大学五十余年、 曾任川大校长的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柯召，不仅数论过人，对数学有天才般的悟性，而且通四书五经，有良好的古典文学素养。他爱好书法，喜好研习临摹唐人怀素作品，并写得一手飘逸洒脱、激情绚丽的行草，在书法界颇有名气 ；他把玩古诗，终生品味清代文人袁枚的“但肯学诗便有诗，灵犀一点是吾师。夕阳芳草寻常物，解用都为绝妙词”的意境 ；他钟情桥牌和围棋，受到中国数论研究开山之师杨武之的影响，喜欢用数学原理去解析天人合一的围棋之道。或许正是他将数学与诗、与艺、与天人合一之道的心性融合，使得他获得了超人的智慧，才能将数学探索提升至凡人所不可及的绝妙境界，得出了享誉国际的“柯氏定理”，被尊为中国近代数论的创始人、二次型研究的开拓者和“一代数学宗师”。
   
　　填补了中国水母研究空白，被称为“中国腔肠动物研究鼻祖”的生物学家周太玄，同时是一位教育家、翻译家、政论家、社会活动家和诗人。他曾与李大钊等一起创办“少年中国学会”，并介绍毛泽东加入学会。他不仅相貌英俊，仪表堂堂，而且多才多艺。他在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堂就读时的同窗郭沫若、魏时珍回忆道 ：“他会作诗，会填词，会弹七弦琴，会画画，笔下也很能写一手的好字”；他“具美风姿而气度开朗”，一次周太玄在学校的空地上踢毽子，四个班级的同学蜂拥而出，不仅争观他高超的技艺和优美的姿势，更想一睹他俊美的仪容。周太玄一生撰写和翻译多部著作，留下诗篇两千多首，被誉为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一代通才。他的一首《过印度洋》抒发了远离故乡时对美丽祖国的思念之情，比他的许多学术著作影响还大 ：“圆天盖着大海，黑水托着孤舟。远看不见山，那天边只有云头。也看不见树，那水上只有海鸥。哪里是非洲，哪里是欧洲！我美丽的故乡，却在脑后！怕回头，怕回头，一阵大风，雪浪上船头。飕飕，吹散一天云雾一天愁。”这首诗由清华大学著名教授赵元任谱成曲，成为家喻户晓的传唱歌曲。
   
　　涵乾纳坤、合而能融，在川大先贤们身上其次体现为襟怀坦荡，宽以待人，至善若水，方正耿介，敬重情义，追求自由的风骨境界。

　　学贯中西的美学大师朱光潜在 1937—1938 年间执掌川大文学院并兼任史学系主任等数职。他光明磊落，性情安静，宽厚敦实，善解人意，待人诚恳，但骨子里却深藏着一种自由倔强。他本欲长久执教当时处于抗战大后方的川大以“极力培养中国文化的生命与元气”，但因对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极度失望，不满当年国民党的党化教育而揭竿奋起，起草抗议宣言，张扬学术自由，召集 80 余名教师聚商对策，并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领导了著名的 1938 年川大“拒程”学潮，最终以玉碎之精神愤然离校而告终。
   
　　涵乾纳坤、合而能融，在川大先贤们身上更体现为敢于走出自己、善于睁眼看世界，为冲破旧秩序的铁屋而呐喊奔走的风骨境界。
   
　　出生于穷乡僻壤的四川仪陇县马鞍场的共和国元帅朱德曾于 1908 年毕业于四川省城高等学堂。在早年就读于四川省城高等学堂期间，朱德对国事比对正规课程更感兴趣，尤其喜欢听教师提倡“自由平等”、批评旧制度的讲课。在那里，他见识了不少海归的新派人物，还有许多来自日本和美国等国的外籍教师，从他们那里了解了外国语言文学、近代自然科学以及西洋兵式队列和体操，以及西方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启蒙思潮。他后来回忆说 ：“我对那些人十分崇拜，那些人是革命的。我对于一切革命的事物都很羡慕。”他也见识了学校图书馆巨量的藏书，以及图书馆和教室里悬挂着的大幅彩色的世界地图、外国陆战和海战图。这些都使朱德大开眼界，发现世界如此之大，新鲜事物如此之多。朱德求学期间，还强烈感觉到同盟会在学校的存在，自己也通过秘密阅读，接触到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中国命运”学说，初步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潮的影响。
   
　　同样通过在川大的学习而睁眼看见崭新世界的还有享誉海内外的文学大师、社会活动家、“人民作家”巴金。巴金曾说 ：“我是‘五四’的儿子”，“五四运动象一声春雷把我从睡梦中惊醒了。我睁开眼睛，开始看到一个崭新的世界”。1920 年 9 月，巴金进入作为四川大学前身之一的四川公立外国语专门学校学习。在校期间，巴金不仅学习英语和法语，而且视野开阔，有机会阅读了更多的进步刊物和外国作品。当他读到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廖抗夫的《夜未央》和高德曼的一些文章后，深受影响，从此不再满足闭门读书的生活。一天夜里，他给新青年杂志社的陈独秀写信求教，“等着他来吩咐我怎样献出我个人的一切”。1921 年，巴金参加了进步社团“均社”的活动，热情参与到《半月》等进步刊物的编辑工作中，并受到不少进步同人的影响，发表了具有民主进步思想、敢于针砭时弊的文章。
   
　　被胡适称誉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吴虞，1891 年入读尊经书院，在维新思潮的影响下，“兼求西学”，得到了一次思想上的解放，成为当时“成都言新学之最先者”。后来他进一步受到资产阶级政法学说的影响，思想日趋激进，陆续在报刊上发表抨击传统孔学和封建旧礼教、旧道德学的文章，并力反其父纳妾，引发父子间激烈冲突，而成为那个时代“大与世俗乖忤”的反叛人物，引起成都文化教育界一片哗然。后来他历任作为川大前身的四川法政学校、外国语专门学校、国学专门学校教员和国立成都大学、国立四川大学教授，终其一生都没有放弃过反孔、非儒的立场。
   
　　涵乾纳坤、合而能融，在川大先贤们身上还体现为心怀天下苍生，将个人才学与祖国召唤相结合，学以济世，才以报国的风骨境界。
   
　　“中国塑料之父” 徐僖院士，毕生心怀天下，满腔燃烧着为民族争气的爱国主义豪情。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青年徐僖则阅尽祖国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惨景，便自觉把自己的未来和祖国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认识到只有科学才能使中国走向强盛，只有奋斗才能使中国人在“世界上普遍受到尊重” 。1947 年徐僖考取中华教育基金会庚子赔款留学公费生赴美国里海大学（Lehigh University）留学。学成后，练就一身本领的他，当获知新中国即将成立、祖国百废待兴而急需科技人才后，便放弃国外优裕舒适的生活环境，毅然提前于 1949 年 5 月乘美国“威尔逊号”轮船，并在途中克服万般刁难和阻挠而回到祖国。随后数十年，他逆境创新，无论何种折磨、阻扰，都丝毫没有动摇为振兴中华而奋斗的决心， 坚持将科学前沿探索与国家的发展需求紧密相连，用自己的科学智慧造福于国家和人民。
   
　　巾帼不让须眉。在川大历史上，心怀天下和人民，致力于为祖国和社会谋福祉的才俊，不乏女辈。在上世纪曾被中国妇产科领域赞颂为“北有林巧稚，南有乐以成”的乐以成，便是这样的人。出生于四川芦山的乐以成在 16 岁时，家里人将哥哥们送往成都深造，却准备给她找婆家。但乐以成深深地为当地很多无知女孩一生悲凉的命运感到难过，便立志当妇产科医生，决心“为妇女同胞解除疾病痛苦，为每一位母亲和每一个孩子送去健康”。于是她女扮男装只身出逃到成都求学。1932 年她学成毕业成为华西协合大学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女医学博士，随后留校任教于华西坝，一直将自己的才学无私地服务于广大百姓。特别是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乐以成在下乡巡回医疗工作中，常常在风天雨夜出诊或抢救病人。她一手用手电筒照亮道路，一手用手杖帮助踏过泥泞和崎岖的小路。老乡们便给乐以成送上了一个雅号，叫“双枪老太婆”。乐以成一生救治的病人、接生的婴儿不计其数，实现了她少年时的立志梦想。
   
　　涵乾纳坤、合而能融，在川大先贤们身上还体现为凭借沉静博大的治学胸怀坚守学术的洒脱、尊严与独立品格的风骨境界。
   
　　美髯垂胸、浑身透露出道骨仙风的国学大师蒙文通，常着中山服或中式长袍，持一根二尺来长的叶子烟杆，满面笑容、从容潇洒地在学生们面前讲学论道。他为学为人豪迈洒脱而沉厚笃实，极具宽广博大的气度，决不因周遭际遇而丢弃对学术育人的坚持，一生坚守自己独立的学术尊严。在程天放当川大校长时，蒙文通一度被解聘，他却照常替学生上课。他说 ：“聘不聘我是你学校的事，上不上课是我自己的事，但我是四川人，不能不教四川子弟”。他的绝笔之作《越史丛考》完稿于“文化大革命”期间 ；在“文革”“牛棚”的艰苦岁月里，他一有空闲便埋头疾书，并经常向别人滔滔不绝地讲述他的这一新作。李一氓评价《越史丛考》：“这本书没有自命为爱国主义的著作，在叙述中也没有侈谈爱国主义，而前后十二节却始终贯串着爱国主义的精神。”

        川大历史上另一位有名的“美髯公”便是著有《文心雕龙》校注四书的“龙学泰斗”杨明照。他在大学读书期间与《文心雕龙》结下不解之缘，自此《文心雕龙》成为其终身的研究课题而始终不曾离弃或变迁，其学术人生的执着、独立、坚韧与洒脱单纯，可见一斑。“文化大革命”期间，杨明照被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但他仍坚持开展学术研究，最终完成了被誉为“研究《文心雕龙》的小百科全书”的长达 60 万字的《文心雕龙校注拾遗》。此后，他老当益壮，又发表了一系列的龙学论述，对《文心雕龙》的酷爱历久而弥深，堪为后学楷模。

        涵乾纳坤、合而能融，在川大先贤们身上还体现为努力让中华文化走进世界，推动中西文化交流共融的风骨境界。

华西坝“五大学”时期的各校长，自左至右：燕京大学梅贻宝、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吴贻芳、金陵大学陈裕光、私立华西协合大学张凌高、齐鲁大学汤吉禾。

　　从上世纪 30 年代至 50 年代，曾任华西协合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的罗忠恕（1903—1985），不仅是川大历史上少有的先后在原四川大学、原成都科技大学和原华西医科大学三个学校任教的知名教授，可以说是四川大学文理工医多学科文化融合的身体力行者，而且他作为“东西文化学社”创始人和会长，毕生致力于弘扬和向世界传播倡导中华文化，致力于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更是东西文化巨擘的汇聚者和东西文化交流沟通桥梁的架设者。他大学时本考入的是华西协合大学医科专业，但与鲁迅一样最后选择了弃医从文，从大三起便转入文科。他认为 ：“中国文化实具有足以维持世界和平之因素，如文学、美术及政治思想等，确可贡献于人类。今天学校之教育方针不仅当尽量吸收西洋文化之优点，尤应发扬中国文化之特殊精神。”他在先后两次的欧美之行中不断与世界文化名流巨擘往还讲习，促动了李约瑟、爱因斯坦、普朗克、罗素、杜威、柏格森等一大批西方学者积极投身东西文化交流。后来，在他的推动下，1942年11月 19日，由私立华西协合大学发起，联合英国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和同在成都的国立四川大学以及同在华西坝办学的燕京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还有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乐山的国立武汉大学、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和商务印书馆、遵义的国立浙江大学等，东西文化学社正式宣告成立。借助于“东西文化学社”，当年的华西坝上，闻名中外的名师大家云集一堂，大家跨越国界切磋交流，为中华文化的研习传播和中西文化的交流沟通留下了宝贵的华章。

        上世纪 50 年代，曾任华西协合大学中文系系主任的闻宥先生，不仅博古通今、学贯中西，而且为人沉着和善，身上透露着无尽的合和包容的人格魅力。这样的智慧与人格魅力，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将中华文化深深地根植到了不同国别的求学之士心中，悄悄推进着中西文化的交流。曾经在其门下调研学习中国古代文学、后来成为瑞典学院（即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院士的马悦然曾在一 次演讲中盛赞闻宥道：“他（闻宥）的博学、他在诗词方面的造诣和他那种引导朋友和学生领略学术研究之美的能力，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他在研究汉代画像砖上展露的才华和他对宋词极富创见的阐释不仅缘于他的潜心研究，更是对学术真正热爱、倾心奉献的产物。正是这位老朋友的引领，我才真正领略到中国古汉语音韵和古典诗歌之美。”马悦然先生虽然在四川调研和学习的时间并不长久，只有 1948 年到 1950 年的三年时间，但是闻宥老师对他这位金发碧眼的“洋学生”不加偏差的关怀与教育，一直让马悦然觉得难以忘怀、感激不尽。

        涵乾纳坤、合而能融，在川大先贤们身上还体现为努力让世界先进文明落户中国，致力造福更多民众、创造更多福祉的风骨境界。

　　在四川大学历史上，华西现代医学的先驱者在风华正茂的年龄带着世界先进的知识、技术和理念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成都，不少人为中国的民主革命和民族救亡事业倾情付出，为华西乃至中国现代医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牙医学博士和法学博士林则，自 1907年携新婚妻子林铁心来到成都，致力于将世界现代高等牙医学教育及治疗修复事业引入中国并生根、推广和繁荣，以造福更多的人民大众，经过数十年的不懈努力，在华西协合大学创办了中国最早的牙科专业，并建立中国第一所口腔医（病） 院，使得华西协合大学成为中国现代口腔医学教育的发源地和摇篮，自己也被誉为“中国现代牙医学之父”。操着一口流利纯正的汉语、40 年代时在华西协合大学授课的加拿大国际友人文幼章，深切同情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不仅同进步青年组织“星星团”的学生们往来密切，时常切磋讨论国家时局，而且还无所畏惧地投身爱国学生运动，以其对中国民主革命的献身精神赢得了“国际和平战士”的美誉，后被委任为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加拿大理事会主席，多次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华西协合大学创办人之一的启尔德，更是把四川成都、把华西坝视为第二故乡，从 1891 年至 1966 年的 72 年间，一连三代栖居中国，其整个家族为华西乃至中国医学及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20 年来，先贤们的风骨境界被一代代川大人所铭记、敬仰、追寻、传承，它们作为川大人的血脉基因，成了川大人伸向浩浩历史深处的一种无尽“乡愁”，成了川大人为成就人生、成就志业，为筑梦川大未来、筑梦中华科教理想，而投向天际云端的一种无上“诗意”。

抗日战争时期，四川大学师生组成的抗敌宣传团

·海阔·
薪火承传  初心不改

        四川大学从 120 年前四川中西学堂的源头活水走来，一路左右逢源、奔腾跌宕，数次分支、几多汇流，一直勇立潮头，秉承着自己的风骨，砥砺着自己的品格，愈来愈走向宽阔的境地，走近海阔天空的理想。这其中不变的是四川大学作为近现代中国高等教育重镇所秉持的那份为中华兴学、荣学的初心，是川大一代代治校者所坚守和仰望的那种不断包容、不断创新、不断争创一流的办学理想。

        文翁石室化巴蜀，锦江尊经烁今古。1816 年，锦江书院山长（院长） 于德培为后世留下了一副楹联 ：“有补于天地曰功，有益于世教曰名，有精神之谓富，有廉耻之谓贵 ；不涉鄙陋斯为文，不入暧昧斯为章，溯乎始之谓道，信乎己之谓德。”这既是于德培个人价值追求的一种体现，又是作为治校者对书院生徒的劝勉之辞，充分体现了一个学校的博大胸怀和高远志向。

　　而在四川大学的另一历史源头——尊经书院，创办者张之洞秉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明确指出，书院旨在培养“通博之士，致用之材”。尊经书院有两幅著名的匾额，一是最有名的出自书院山长、著名经学大师王闿运的“石室重开”联——“考四海而为隽 , 纬群龙之所经”，它气势磅礴，豁达睿智，包含着汇四海于一家的博大气象 ；一是由光绪皇帝所御赐的 “风同齐鲁”匾额。很多年后，“风同齐鲁”匾额和“石室重开”联一直保留到四川省城高等学堂时期，它们充分寄寓了对巴蜀弟子兼包九流、汇通四海的殷殷厚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闿运，他主张“兼包九流，而后可说经”这一极具“合融”意味的思想，比后来蔡元培先生提出“兼容并包”足足早了半个世纪。

        如果说作为历史渊源的锦江、尊经书院所昭著天下的办学志趣，是后来四川大学坚持包容开放精神而接过来的最初遗产，那么从正式的发端，作为中国最早一批按照西方高等教育规制实行分科教学的近现代高等学校——四川中西学堂那里，四川大学则正式接过了求融通、求包容、求创新，致力国际化和融入世界学术前沿的“祖传家训”。四川中西学堂创办者、与创办京师大学堂的管学大臣孙家鼐（文正）和洋务派扛鼎人物张之洞（文襄）并称的鹿传霖不仅在亲自拟定的《四川中西学堂章程》中提出要“培植人材，讲求实学，博通时务”的办学宗旨，更在 1895 年 12月 22 日给光绪皇帝的奏折中明确提出 ：要“讲求西学”“力图富强”“创兴学习”“以开风气”。

        时间来到 1902—1903 年，作为堂院同归产物的四川通省大学堂，其首任总理（校长） 胡峻主张把教育与国家治乱兴亡联系起来，因而明确提出：“一国之治乱，系乎人才之盛衰，而人才之盛衰，视乎国家之教育”，所以他在学堂实行了“仰副国家，造就通才”的教育方针。以此为宗旨，胡峻在执掌学堂期间，充分体现了锐意革新的精神，使得学堂成为更完备的中西结合、文理兼备的近代综合性高等学校。

        与四川通省大学堂的“中西并重”相比，同样作为今日四川大学历史组成部分的华西协合大学在其发展初年可以说是“全盘西化”的，它仿效英美制定组织方案、专业设置、课程计划、教育管理，成为中国西部所建立的第一所“国际化”风范的大学。它由英、美、加拿大三国基督教会的五个差会共同开办，在管理机制体制、领导机构、学舍制度方面强调协同和合作，体现一种开放、包容的管理理念。作为“五洋学堂”，虽然西化、洋化、基督化严重，但是学校一早便确立了要中国化的趋势——华西协合大学创办者之一、首任校长、美国卫斯理大学文学博士、神学博士毕启（Joseph Beech）明确指出，“我们希望，一个基督教大学生，他献身和忠于中国的历史文化方面会做得更好。在混乱时期，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屏障，挡住对传统价值无情和肤浅的破坏与抛弃。”此中所体现的从中国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并寄寓着无限温情的包容精神，可见一斑。与中西合炉教育相映成趣的，是华西协合大学自创建时规划建设的中西合式、中西合璧的校园建筑群落，于一砖一瓦中鲜明体现了致力中西文化融合、包容的办学旨趣。

        毕启主政期间，华西协合大学大胆开放创新，一开内地男女合校之先声，成为全国最早开展女子高等教育的学校之一。1922 年以后，因为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评议委员会的特许和批准，学校毕业生还可以同时获得中美两张文凭。这在华西协合大学国际化办学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1933 年以后，毕启的继任者、华西协合大学首任中国校长张凌高在华西协合大学“爱人如己，尊师重道，精诚无间”办学理念的基础上提出，大学应“以博爱牺牲服务之精神，培养高尚品格，教授高深学术，造就专门人才，适应社会需要”，并指出 ：“如果培养的学生不能服务于社会，不能到华西的各方面的基层和边疆去服务，那么教育就是失败。” 这充分体现了心怀天下、心系苍生、追求合融开放的教育思想。在他的倡导下，华大学生自治会成立了一个平民服务处，学生纷纷走上社会。

        1922—1924 年，吴玉章担任四川大学时名为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的校长，将教育纳入革命事业的轨道，锐意改革，除旧布新。吴玉章明确提出的办学宗旨是 ：培养革命人才，“推进新思潮的扩展”。他改变了中国传统学校重文轻理的积习，同时还让一些名不见经传、比较年轻、具有新思想的人担任教师甚至担任科主任，使得成都高师成了进步势力的大本营。曾毕业于国立成都高师的楚辞学、敦煌学、语言学、历史文献学家姜亮夫曾盛赞国立成都高师是“国学浩瀚胜大海”，“守身如玉德之花”。

        1926—1930 年，作为四川大学时名为国立成都大学的校长，后来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有“杰出的人民教育家”美誉的张澜，千方百计延聘名师，提出“打开夔门，广纳英才，欢迎中外学者来川讲学”的响亮口号，凡学有专长者，他皆乐于聘用，短短几年时间里，国立成都大学“隐然为西南人文之所萃聚”，“海内外学成归国及本省耆宿之任讲席者，至七八十人”；前后还聘请外籍教师 20 多人。张澜还学习蔡元培办理北京大学的基本指导思想，最突出的就是坚持兼容并包，主张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他强调 ：“学生的前途，不在旧社会，而在新社会中，于是他的出路方向，也就不在适应旧社会，而在改变旧社会，不在阻止新社会，而在创造新社会。”

        至国立四川大学时期，1935—1937 年，“科学事业家”任鸿隽担任校长，他立志“要办一个理想的大学，不愿做一个坐享其成的校长”，于是重新厘定课程，延聘教授，整顿学风。他极力推崇全人教育，希望师生“要准备将来做一个国际上的大人物，不然也要做一国的国士，不要准备只做一县或一乡的乡人”。他指出，“四川大学要与世界上求生存竞争，使他成为现代化的大学。我们要把眼光放大，看看世界上的学术进步到什么地方，我们就应急起直追才对。”他提出，把原有的“国立二字真实化”，要“使此大学成一个国家的大学，不单是四川人的大学”。要实现现代化和国立化，四川大学必须完成“输入世界的智识”“建设西南的文化中心”和“担负起民族复兴的责任”三大使命。他“用全副精力建立了一个簇新的四川大学”，为四川大学日后成为抗战时期中国“最完整的一所大学”并维斯文于一线，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任鸿隽离职后，中国第一位牛津大学哲学博士获得者、在中国大学正规地讲授康德哲学和黑格尔哲学的学者张颐代理四川大学校长。对于任鸿隽确定的办学方针，张颐努力遵照执行。在此基础上，他更是强调学校的国际化，追求学校的国际一流水准，因此主张 ：继续提高学生程度，使与其他国立大学同等 ；充实设备，提高研究兴趣，使文化水准和欧美大学同等 ；更进一步使中国学术能与欧美各国齐头并进。

        正是在 1937 年前后，四川大学确立了在黄河、扬子江两水的上游广大地方，建设一个能成为文化策源地的综合大学的目标，进一步向先进的欧美大学建设模式转轨，学校一时名流荟萃，学者云集，蔚为大观。当时在四川大学中文系读书的著名古典文学和国学家王利器在抗战前夕说 ：“日寇入侵华北，平津名教授多来川大任教，同学们私下里认为这是四川的北京大学。”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那如歌的年华、岁月的洗礼中，国立四川大学和私立华西协合大学的师生都将抗日救亡、民族图存作为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努力以“较大的能力与深厚的准备”，去“抵抗目前的侵辱，救当前的国难”。国立四川大学虽曾一度迁校峨眉，但更多的著名学者云集大后方的四川，受聘到校任教，因此成为“全国独善的最高学府”和“西南培养人才的总枢纽”。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认为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四川大学确实起了保持中国高等教育传统的作用。”

        私立华西协合大学面对抗战中许多大学纷纷内迁，更是以合和包容的精神与气度，敞开心扉迎接友校和逃难的师生，让齐鲁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中央大学、燕京大学等学校先后迁至成都华西坝，共用校园、校舍、实验室、教学医院和图书设备等资源联合办学，从而上演了“五大学”办学盛况。时任校长张凌高慨然允诺，“本校能力虽有限，然在此非常时期，对于省外学生，不能不竭力容纳，避免受失学之苦。”当时的华西坝“五大学”，各校采取松散结盟、协合管理的方式，对教学采取统一安排、分别开课的办法，允许学生在校与校际之间任意选课，各校承认学生读得的学分，教授师资和教学设备都可以互通有无，华西坝成为“五大学”的共同家园。事后的《五大学联合办学纪念碑文》称 ：“华西协合大学之校舍、图书馆及一切科学设备亦无不与四大学共之，甚至事无大小，均由五大学会议公决，而不以主客悬殊，强人就我。即学术研究，亦公诸同人，而不以自秘，此尤人所难能。若持之以恒，八年如一日，则难之又难者也。”

        “五大学”时期的华西坝学科齐备，各类大师学者会聚，为学术的交流碰撞、融合创新提供了先机，对于备受战火之苦的师生，这极具丰沛的师资也使得风景美丽的华西坝成了当时中国非常理想的治学之地，成为大后方文化教育中心之一。顾颉刚来到坝上时说 ：“在前方枪炮的声音惊天动地，到了重庆是上天下地，来到华西坝使人欢天喜地。”吴宓曾为此撰写了两副对联 ：“玉砌雕阑望衡对宇，锦江翠海异地同心”和“众志成城天回玉垒，一心问道铁扣珠门”。亨斯曼博士则说 ：“可以说，世界上任何地方最著名的大学教授和学术权威们都聚集在成都。”那时的华西坝上，陈志潜、蓝天鹤、张铨、刘承钊、钱穆、陈寅恪、梁漱溟、吕叔湘、潘光旦、张恨水、戚寿南、董秉奇、程玉麐、陈耀真、童第周、蔡翘、郑集、林飞卿，侯宝璋、陈耀真、张查礼等众多著名专家学者虽各受聘于某校，其实往往是“五大学”共同拥有，各校师生团结协作、共赴国难，充满了民族复兴的勃勃生气。中国当年抗战时的教育文化中心，民间有“三坝”之说 ：成都的华西坝被誉为“天堂”，重庆的沙坪坝被称为“人间”，汉中的鼓楼坝被贬为“地狱”。

        对于“五大学”合和融通的办学盛景，还需大书特书的是当年力促中西文化交融的“东西文化学社”。成立于 1942 年、以“在联络国内外学者，以客观的批判精神，检讨东西文化之价值，并直接交换思想，共同努力文化之交融及新文化之建设为宗旨”的“东西文化学社”，由私立华西协合大学发起，联合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和同在成都的国立四川大学、燕京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还有在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乐山的国立武汉大学、在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和商务印书馆、在遵义的国立浙江大学等共同成立。社员中包罗了一大批至今仍然如雷贯耳的名字，不仅有孔祥熙、张岳军（张群） 、张公权、孙哲生（孙科） 、顾维钧、钱穆、冯友兰、吕湘（吕叔湘） 、顾颉刚、萧公权、牟宗三、王云五、杭立武、于斌、刘国钧、叶叶琴、梅贻宝、汤吉禾、陈裕光、张伯苓、蒋梦麟、黄季陆、朱经农、郭泰祺等中国政治、经济、教育和文化名流，还包括了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美国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英国著名柏拉图主义哲学家泰勒、印度著名哲学家和印度第二任总统拉达克里希南、澳大利亚首任驻华公使艾格斯顿爵士、英国牛津大学文学家兼希腊文教授陶德斯、著名学者杨绛在《我们仨》中提到的牛津富翁斯伯丁等。一时之间，四川大学更是群贤毕至、人文炳蔚，借助于“东西文化学社”平台，留下了闻名中外的名师大家们跨文化交融互补的历史惊鸿，成为当时中国西部的东西方文化交流重要中心，不分畛域党派选人治校、博采各家思想智识之所长，从地方性院校成长为一所真正面向全国的国立现代大学。

        而今，经历了新中国“院系调整”、改革开放“三强共进”和新时期“三强合并”后的四川大学，10 余年来坚持传承先贤点燃的薪火，本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川大精神，追求合和包容、合而能融，不忘初心，继续前行，更是以大水之势不断开放、推陈出新。现任校长谢和平院士确立了四川大学 “以人为本，崇尚学术，追求卓越”的办学理念和“精英教育、质量为本、科教结合、学科交叉”的人才培养指导思想，提出四川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就是要努力培养“具有深厚人文底蕴、扎实专业知识、强烈创新意识、宽广国际视野的国家栋梁和社会精英”。近年来学校以建设一流研究型综合大学为目标，坚持走内涵式发展道路，以人才培养为根本，以提高质量为核心，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不断推进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处体现合融、创新与开放，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高、科学研究水平持续提升、社会服务能力显著增强、文化传承创新能力不断加强，在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科技创新、国际化办学等方面实现了许多全国乃至全球“第一”，综合办学实力和学校事业发展上升到一个新台阶。

        一身傲骨炳青史 , 万里川江映伟功。四川大学现任党委书记杨泉明教授在学校120 周年华诞之际将学校三个世纪以来的办学精神提炼为“勇立潮头、植根人民、求实创新、追求卓越”。确实，120 年来，四川大学历经双甲沧桑和分合重组，敢于做时代弄潮者，坚持心怀苍生、服务社会、献身国家与民族，熔中西于一炉、纳百家思潮，风骨一脉相承，薪火不息、初心不改、创新不绝，一直向着包容多元、高端一流的发展目标砥砺前行。

        承文翁之教，继蜀学渊源，熔中西于一炉，成自家风范，立时代潮头，守百廿初心。在双甲华诞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四川大学将始终肩负集思想之大成、育国家之栋梁、开学术之先河、促科技之进步、引社会之方向的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继续浓墨重彩地书写“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川大精神，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大背景下，奋力推进“双创”教育和一流学科、一流专业建设，加快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步伐，继续发扬“合融”基因，再谱中国现代大学继承与创造并进、光荣与梦想交织的辉煌篇章！

今日四川大学江安校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