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工人方月萍 硕士女村官的“逆城市化”发展

（学生记者：张彦杰、彭愿愿）
　　■方月萍（2014年全国“十大最美村官”，2016年“江西省五四青年奖”获得者）：
　　“农民是最实在、最质朴的，也是最直接的。只要你帮他们创造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他们就会完全信任你，甚至会把全部都交给你。”
　　“我觉得应该用自己的所学回报农村”
　　方月萍，我校2005届化工专业本科毕业生，2008从华东理工大学硕士毕业后，她进入上海一家大型汽车净化器有限公司工作并取得了上海市户口。“我觉得应该用自己的所学回报农村，投身于广袤的农村，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这个想法彻底改变了她。2011年初，她毅然放弃了上海优越的工作待遇和前景，报名参加了江西省大学生村官考试，经过层层选拔，9月初，正式成为宜春市奉新县赤田镇赤田村的一名大学生村官，任村党支部书记助理。
　　　　在担任书记助理期间，方月萍召集村民组建了春晓优质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聘请县农业局的技术人员作顾问，指导农民种植优质稻，劝说村民加入合作社，带头承包农田种植优质水稻，并联系大米加工厂，签订销售合同。经过两年的发展，春晓合作社已有553户社员，种植规模达6128亩。2013年，合作社被评为奉新县优秀农民专业合作社、宜春市市级示范社。为了方便村民在网上查阅农业技术资料和发布农产品购销信息，她先后与移动、联通、电信等网络供应商沟通联系，多次找到县移动公司的领导，将移动宽带顺利接入赤田村，成功接入宽带。她还教会村民上网，扩宽了村民视野，为农民经济增收提供了科技平台，得到了群众的一致好评。2014年，方月萍获评“全国十大最美村官”称号；2016年荣获“江西省五四青年奖”
　　放弃高薪工作，投身广袤的农村
　　Q：您2005年毕业后，中间回过母校吗？母校留给您最深远的印象是什么，这在您的工作中产生怎样的影响？
　　A：这是我第二次回母校，去年“五一”回来了一次，当时是毕业十周年。如果有高铁，交通方便的话，回来的次数会多一些。我觉得赣州这个地方特别好，山美水美，客家人也很淳朴、热情，很喜欢这一方红色土地。上次回来就感觉母校变化非常大。当时我们招进来的时候，学校是叫南方冶金学院，毕业的时候就变成江西理工大学——学校在2004年改名了。我一直在关注我们学校的微信公众号，发现学校的活动特别多，很丰富。毕业多年，跟当年的同学和老师也一直都有联系，去年回来见到他们依旧十分亲切。本科四年，我从母校那学到的不只是专业知识，更多的是学会了如何去自我学习、自我提高的能力，这在我后来辞去本专业的工作，在做村官工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Q：您硕士毕业以后，本来在上海有一份很好的工作，而且有上海户口，为什么您选择放弃这么好的机会要去做一名大学生村官呢？
　　A：2008年硕士毕业，我应聘在上海一家做汽车尾气净化的企业工作。当时公司跟吉奥、奇瑞汽车都有业务来往。开始就想能够在上海安家，做出一点成绩来。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去参加一个江西同学的婚礼，到了那边看到江西农村很落后，跟我们浙江的农村形成很鲜明的对比，尤其是跟上海城市的繁华，对比特别鲜明，对我刺激很大。我是农村出来的，生在农村长在农村，长大之后也想回归农村，好好建设农村。参加完婚礼回来后做村官的想法更加坚定，就马上去报名了，没想到考完试成绩还不错。竞聘成功之后，我就来到了赤田镇赤田村，刚开始条件很艰苦，一个月拿着一千五的工资。我记得《奇葩说》里的高晓松说过，“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我们必须要想想如何为国家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为祖国的建设出一份力量。”其实作为大学生，更应该去农村看看，因为农村更需要我们这些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去帮助其发展。
　　扎根农村，做农民的贴心人
　　Q：您在赤田村担任党支部书记期间，遇到了哪些比较典型的农村问题？在这期间，有没有让您特别记忆深刻的事？
　　A：我做了五年村官工作，发现农村一些很独特的现象：首先是农村的“空心化”问题，即“九九三八六一部队”。九九是重阳节，也是老人的节日，三八是妇女节，六一是儿童节，所以，“九九三八六一部队”就是指农村里留守的老人、妇女和儿童。现在农村里从事农事的都是60岁以上的人，这些人到70岁以后就没有劳动能力了，那么这些田谁来种，怎么去种？其次是农村维稳问题。因为农民受教育程度不高，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就来找政府，没有正当理由的时候他们也过来“胡搅蛮缠”。比如在村里有小孩溺水身亡，父母做的不是准备后事，而是把小孩的尸体抬到政府办公楼门口，我们也只能无奈地出钱息事宁人。去年夏天，村里的两个小组因为林地归属问题发生严重的械斗，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的镇长被拿着锄头的村民追得到处跑的场景，实在骇人。农村百姓的文化水平普遍还很低，法律常识还比较欠缺，我们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做好教育和普法宣传工作，帮助他们提高这方面的素养，以便今后他们能更好地为自己维权，也能为我们免去不必要的纠纷问题。
　　Q：除了农民专业合作社之外，您最近在着手做的项目有哪些？这些项目对当地的农村和农民会带来哪些改变？
　　A：现在我们的合作社已经发展到五百多户了，正向精品路线转型。我们把原来水稻的一些散户集中起来，提倡适度规模化种植。农民不懂市场和技术，我们做的就是了解市场，聘请县农业局的技术人员作顾问，指导农民种植优质水稻，总的来说就是为农民提供服务。最近我一直在和省委政研室的人员做一个有关留守儿童的调研。这些留守的孩子有一些特点：百分之九十的孩子在学校的成绩都是垫底的；脾气很怪；孩子们与父母的关系表现得很冷漠。这些孩子的父母因为在农村赚不到钱，不得不外出打工。如何去关心关爱这一弱势群体，是我们的责任。包括现在我们做的一些农村电子商务以及合作社，都是希望这些外出务工人员能够回流，让这些留守儿童不再留守。我目前在做留守儿童大数据的调查，调查结束之后我们会把它上报给上级政府，希望能引起重视，并形成相关政策。另外，我们希望能通过一些校园集体活动，让留守儿童能健全、健康成长。我记得之前在调研的时候，看到一个七岁的小男孩，浑身脏兮兮的，大冬天的居然光着脚来上学，而负责照顾他的奶奶却对此不闻不问。历经种种，我觉得基层领导还是需要“新鲜血液”的补充，我们需要为以前政府与百姓之间存在的隔阂和误会买单。